收與支的結構性失衡
財政收入與支出的缺口表現為財政赤字。 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由所得稅、社保稅與公司稅三大塊構成，另外還有關稅等零散收入，其中所得稅和社保稅是美國政府收入的兩大主要管道。 財政支出方面，由法定強制支出“和”可自由支配支出“兩部分組成，前者包括國債利息支出以及社保、公共醫療和失業與困難救濟支出，後者包括行政管理開支、國防與軍事開支以及教育、衛生和環境支出等，這些內容雖然名義上是具有彈性的可自由支配支出，但其實由於客觀條件的變化，大部分最終實際開支要高於初始預算支出。
2023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總收入4.887萬億美元，退稅沖抵后財政凈收入4.44萬億美元，比上一財年減少4570億美元，同比下降9.3%; 同期聯邦政府總支出超過7萬億美元，收入沖抵后，凈支出規模6.13萬億美元，比上一財年減少了1370億美元，同比下降2.2%。 在財政支出下降的情況下，財政收入降幅大大高出財政支出降幅，足以說明美國財政赤字主要是歉收而致。 統計發現，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政府的稅收佔GDP的比重基本穩定在16%~18%之間，而對照2023財年26.92萬億美元的GDP規模，同期財政收入佔比達到了18%，總量佔比並未發現明顯萎縮的情境下，財政收入的減少主要表現在結構性指標異動，其中2023財年聯邦政府社保收入1.6萬億美元，比上一財年增長了8.8% ，但與此同時個人所得稅凈收入只有2.18萬億美元，比上一財年減少4567億美元，同比大降17%，從中可以看出疫情之後美國就業市場復甦以及民眾收入改善的艱難。
與財政收入下降一樣，聯邦政府財政支出的下降也帶有非常明顯的結構性特徵。 梳理髮現，2023財年財政支出的降幅主要由教育經費支出的減少所貢獻，該項支出全年共計減少6800億美元，但受通貨膨脹的影響，社保與醫保費用的投入成本卻在同期出現大幅上升，其中社會保險支出增長了10.47%，達到1.47萬億美元; 醫療保險支出增長了3.86% ，規模超過了2.14萬億美元; 再加上低收入補助和退伍軍人事務部分，衛生與公共服務支出成為了美國聯邦政府財政支出規模最大的部門，總支出達3.56萬億美元，佔到了財政總支出的58%。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保障支出中，養老金支出超過了1.2萬億美元，同比增長近12%，且在連續2個財年相對較快的增長后，養老金支出占美國社會保障支出的比例已經超過了80%。
不得不重點強調一下2023財年美國國防部門的支出，雖然在收入沖抵后該項凈支出看上去只有7759億美元，但卻比2022財年增長了6.82%，且實現了近4個財年中最快的增長速度。 而在所有國防開支中，運維和人員開支占美國國防部支出的比例超過了60%，是最主要的兩大類國防開支。 值得注意的是，過往財年的國防開支其實並未包括拜登政府為援助烏克蘭與以色列所申請增加的1050億美元新預算，如果再加上用於員警、監獄、消防等公共安全領域的支出，拜登政府用於「國家安全事項」的支出實際已超過了1萬億美元。
不斷疊加的利息成本
2023財年美國國債發行一路提速，國債增量值超過了2萬億美元，加上存量規模，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餘額至10月底超過33.6萬億美元，相當於每個美國民眾負債約10萬美元; 與此同時，經過11次加息，美聯儲將聯邦利率推高至5.25%至5.5% 的水準，貨幣市場利率推升債券市場利率，美國短中長期國債利率在2023財年不約而同地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漲，其中10年期以上的長端國債利率皆升至5% 這一過往16年的最高點位，受到影響，美國政府債務融資成本顯著增加，財政部2023財年的利息支出達8793億美元，比前一財年增加1617億美元，占當年凈支出之比超過了14% ，同時利息支付總額升至GDP的3.26%，為過去23年的最高水準。
對比來看，在創造財政赤字方面，國債利息支出是僅次於衛生與公共服務以及國防安全的第三大貢獻力量，同時也是增長最快的部分。 一般而言，當出現財政赤字時，會有三種選擇路徑，一是增加收入，二是增發貨幣，三是增借債務。 而問題的關鍵是，無論是當下還是未來，美國的潛在生產率並不具備刺激收入增加的動能，同時增發貨幣勢必導致民眾異常忌憚的通貨膨脹，於是借入債務就成為了唯一可以彌補財政赤字的方法，美國國債規模還將繼續增長。 另外，微觀上解剖近幾年來年美國新發國債的構成發現，拉高國債長期已成為一種顯著趨勢，也就是說美國政府選擇了發行更多的長期國債，而長久期的國債品種越多，基於淡化風險與增加持有預期的目的，來自發行方的再融資需求就越強烈，由此進一步決定了美國政府還會進一步向市場借錢。
理論上說，國債發行量越大，供給過剩狀態下會壓低二級市場價格，同時推高一級市場收益率; 雖然美聯儲今年已經連續兩次暫停加息，但加息週期似乎難言結束，且核心通脹的頑固性令基準利率很長時間不得不維持高位，美國政府負債成本上升導致財政赤字壓力增加將成為一種長期趨勢，現實中也會清晰地顯示出“財政赤字—發行國債—支付利息—財政赤字“的惡性循環格局。
據CBO的測算，未來十年美國國債可能激增20萬億美元，國債總量將突破50萬億美元，對應的利息支出增加至10.6萬億美元，且僅此一項就超過美國政府投入到研發、基礎設施以及教育三項開支的總和，受到驅動，美國未來10年的預算赤字將高達20.2萬億美元，佔GDP之比將輕鬆升至7%甚至更高。 更長時期看，美國彼得·彼得森基金會預測，未來30年美國將增加127萬億美元的債務，利息成本將消耗近40%的聯邦財政收入，財政赤字佔GDP比例將達到10%。
兩黨政治博弈的副產品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美國歷屆總統都將赤字財政政策作為刺激經濟增長與改善社會福利的不二選擇，而且其中絕大部分年份財政支出高於財政收入，財政赤字呈逐年擴大之勢。 統計數據顯示，1950年以來的73年中， 出現財政赤字的年份有68年，佔比93% ，其間除了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收穫了僅一年的小額財政盈餘（39億美元）以及柯林頓首任期內連續四年產生了總額為5593億美元的預算盈餘外，其餘歷任美國總統主政期間的財政狀況均是赤字，其中第45任總統特朗普在2020財年將聯邦政府財政赤字推到了歷史的最頂峰，當年赤字規模高達3.13萬億美元。
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執政時都非常清楚財政赤字不可無底線地擴張，也應當有所控制，但在兩黨「輪流坐莊」體制下，為能在執政時拿出好看的政績進而取悅選民，放縱財政赤字便成為歷屆總統的偏好。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兩黨的執政理念的相左，本作為經濟問題的財政赤字卻最終蛻變為民主黨與共和黨互相較勁與博弈的政治工具。 共和黨主張「小政府」，推行減稅政策和壓縮公共支出，而民主黨人崇尚「大政府」管理，提出對富人增稅並加大對公共產品的供給，於是，如同目前拜登政府將財政赤字歸咎於特朗普的減稅措施使財政收入變得十分糟糕，以及共和黨指責拜登的《減少通貨膨脹法》 以及增加國稅局的預算開支從而令財政入不敷出一樣，兩黨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就財政赤字問題在對方身上輕鬆地找到歸因與挑出毛病，進而極盡能事地放大對方的不是; 而更重要的是，每當執政黨為解決支出不足並提出新增債務發行指標時，在野黨就會眼疾手快地運用自己在國會中的力量展開攻擊與發難，最終不是釀成所謂的“財政懸崖”之險，就是引致美國政府的“ 歇業關門”之危。 但是，在野黨也不希望因為自己的行為而讓政府長期停擺與經濟趨向停頓，從而在民眾心目中留下破壞者的惡名以及削弱未來可以重新執政的機會，於是在與對方討價還價並全部或者部分獲得了需求滿足后，也會為執政黨的發債請求打開門縫。 兩黨妥協的機會成本顯然就是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張以及財政赤字的日益放大。
自身忐忑也令他人不安
適度與靈活的財政赤字政策無疑可以增加政府投資並溢出「乘數效應」，進而增加就業與擴充消費，最終支援宏觀經濟在社會總需求的擴張環境中實現穩定增長。 然而，目前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已經顯著高出3%的國際正常標準，不僅縱向上看高得離譜，橫向上比較，赤字率也遠超歐盟、中國等超大經濟體的水準，並且財政赤字規模不僅眼下很難瘦身，未來也將維持高位運行，本國經濟因此難以逃脫相關負面影響的同時，世界經濟同樣會遭遇多方面不確定性因素的干擾與衝擊。
客觀上說，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本就會對公共財政政策調控經濟的能力構成不小的掣肘，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緩解財政財政赤字壓力的有效工具越來越集中於國債的持續增量發行，政府償債負擔與壓力隨之增升姑且不論，國債發行過多，必然會增加資本市場對資金的需求量，從而導致資本市場上資金的價格即利率上漲，而資本市場利率升高， 或者說長期債券利率升高，將導致企業融資成本增加，阻礙資源流向實際部門，損害私人投資，並且國債佔用的資金量過大，本身就會對私人融資形成「擠出效應」，進而拉低社會整體投資水準; 另外，根據經濟學的「庇古效應」，人們持有更多的公債意味著他們擁有更多的財富，但儲蓄傾向卻會下降，消費能力受到稀釋與擠出。 而當投資與消費雙雙遭遇到國債規模膨脹的副作用力，經濟增長創造增量稅收從而削減財政赤字的動能也會趨於弱化。
美國經濟以消費增長為主導，全社會因此產生了巨量消費赤字，而問題的關鍵是，龐大消費赤字對應的實體商品尤其是民眾日用消費品絕大部分並不是美國自身所創造，而是美元的“買全球”能力供應而成，由此便生成了美國經常帳戶下的巨額貿易赤字，其中消費赤字與貿易赤字發生關聯的最重要機制就是美聯儲可以提供市場所需求的龐大流動性。 但是，美元大規模流向境外又不利於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調控能力，於是，美國財政部應時面向全球增加國債發行，在收回流動性的同時也推高了財政赤字規模。 看得出，消費赤字與貿易赤字必然攜帶出財政赤字，而財政赤字又構成了對消費赤字與貿易赤字的保駕護航，三大赤字互為映襯且彼此耦合。 但是，不同於消費赤字為美國政府樂見其成，財政赤字被視為積重難返，對待貿易赤字，美國政府卻偏執地認為相關貿易國賺走了太多美元，而自己卻吃了大虧，貿易不平等面前自己失了身份，於是經常運用貿易與非貿易救濟手段頻繁製造貿易，甚至單方面提出新的貿易主張，全球貿易成本不斷增升，相應的產業鏈與供應鏈也變得極不穩定。
理智評判，目前美國的巨量財政赤字還不至於釀成內部財政危機，原因是美聯儲掌握著鑄幣權，增發美元可以讓財政赤字貨幣化，從而不斷地填補赤字缺口，且增加流動性還能夠帶動美元階段性貶值，進而稀釋美國政府的償債成本，同時削弱美元資產儲備大國的市場博弈能力，只是在財政肌體變得越來越不健康的情況下，美國依靠增發美元與國債來釋放財政赤字壓力的路程能夠延續多遠還真的不好說，而且目前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惠譽國際與穆迪投資均撤銷了美國的AAA信用資格，美國能否一如既往地面向全球順利發債融資也顯示出更多的不確定性，而一旦債務發行受阻，相關風險便會加倍倒灌至財政赤字身上，全球經濟也將跟著一波三折。
本文源自：券商研報精選（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